关于更好地打造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问题，近期也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应该如何在国际上进行自我表达的持续热议。不久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七届公共外交“北京论坛”，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表达：行动与话语”主题展开研讨。论坛主旨发言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指出，新时代公共外交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国的复杂性、历史延续性、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改革以及中国的工业化。以下内容根据金教授发言归纳整理：

　　2014年11月，“讲好中国故事”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被提出来，成为中国官方规定的国家任务，这也代表了公共外交从这次会议开始正式进入到外交工作的任务里面。

　　公共外交工作本身，应该是一个由政府、社会、市场共同作用的工程。从中国的经验来讲，做好公共外交肯定需要政府推动，同时需要社会参与，此外应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

　　公共外交是一个综合现象，需要多学科、不同角度研究，使得学科视野更完善。还要对一些外国人不好理解的中国现象进行解释。公共外交研究能不能成功，就在于能不能把故事讲好。都说进入信息时代，碎片化阅读时代，但长远看仍然是“内容为王”，公共外交研究最终也还是要“内容为王”。要做成这件事，有四个要点：

　　第一、要把国家特点讲清楚。中国第一个特点就是超大，用“大国”形容中国是不确切的。比如日本有一亿人口，可以叫大国，但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澳在内有14亿多人。这是什么概念？欧盟把英国算在内是5个亿，再把俄罗斯算在内是7个亿，一个中国等于加上俄罗斯的两个欧洲——超大。

　　这就意味着多样化：文化多样、发展层次多样、地理多样。2016年KBS（韩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介绍过，中国地理特别的复杂，有高山、沙漠，有极寒、极热。原来我们都把这些当作问题，但《超级中国》说不是，这种地理的多样化意味着文化的多样化和力量的多样化，这是很有意思的观点。所以中国的超大、多样化要搞清楚。

　　中国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政治上是一个中国，但经济上有“四个中国”。有一亿多人生活水平跟美国、欧洲一样，叫做Advanced Club（高级俱乐部）。有三四亿人是Emerging Power（新兴力量/中产）。有五亿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同时还有两三亿是比较落后的状况。这是中国的现实。

　　如果从美国角度来讲，中国光是Emerging Power和Advanced Club就有五亿多人，比美国多了一倍半。但从我们的角度讲，要看到中国的问题也一大堆，这个国家极其复杂，很难用美国人想象中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发展用学术名词说叫做Compressed Development（压缩性发展）——西方是这个阶段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阶段解决那个问题，但中国是古代、现代、未来的问题堆在一块，极其复杂。

　　其实，能跟外国人讲清楚中国的复杂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就基本算成功了。因为有的外国人比较傲慢，觉得“我最正确，你得听我的”，但他了解中国的复杂性以后，就会知道他的那些原则在我们这里不值一提，这时候他就老实了，人一谦卑就好跟他做工作了。

　　第二、要把中国的历史延续性讲清楚。中国五千年“文脉不断”是很有本事的。世界上四个独立的文明起源，最早是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后来是六千年前的古埃及文明，另外两个是五千年左右的古印度哈巴拉文明和我们的华夏文明。问题是现在苏美尔、古埃及、哈巴拉文明都没了，只有中国延续下来。能够五千年文脉不断，这是本事，得讲清楚。

　    第三、中国如何从一个极其复杂的、典型的前现代社会转变为今天的现代社会，这里面就是要讲清楚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改革。坦率讲，中国的历史非常伟大，站在它的面前，学术界的气魄、视野、知识都赶不上这种伟大程度。但现在可以做的至少是从公共外交方向努力，力图把我们的视野提高到和我们人民的伟大实践相匹配的程度。

　　  第四、讲好伟大的中国实践，核心是中国伟大的工业化。工业化是工业时代留下的历史资本，它的基础是制造业。在工业时代没有制造业能力就永远是依附性的，家里造不出东西，全部都要买，就没有底气。但中国已经搞成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年，中国68年的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化进程之一。今天中国底气为什么这么足？就在于制造业。我们从零起步搞到了现在工业化世界第一，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体系是最完整的。制造业的核心是机床，中国机床产业是美国的2.5倍，德国的3.5倍，日本的4.5倍。整个工业体系分39个大类、91个中类、531个小类，中国全部都有。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值得讲清楚，而且这里的前提是讲之前我们自己先做足功课。